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第三十一次缔約方大會(COP31)召開在即——
兌現氣候承諾，呼喚實打實行動(環球熱點)
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長貝裏斯·埃金吉近日說，即將於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舉辦的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第三十一次缔約方大會(COP31)將正式啟動《巴黎協定》下的第二次全球盤點，並將重點關注氣候政策的具體落實，力爭辦成一届“落實的COP”。
當前，氣候危機正在加劇。最新數據顯示《巴黎協定》的溫控目標依然難以實現。氣候承諾，為何兌現難？COP31有可能實現怎樣的突破？《巴黎協定》積極意義究竟何在？世界该如何完善全球氣候治理？
氣候融資難
全球能源轉型能否成功，關键在於發展中國家能否獲取落實氣候目標所需資金。土耳其方面表示，作為COP31主席國，將持續推動把氣候融資置於峰會核心議程，並呼吁各捐助國兌現過往資金承諾。COP31最有可能在資金落地機制上取得怎樣的突破？
“氣候融資仍是COP31的核心熱點議題。基於‘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’的原則，在2009年舉辦的COP15中達成的《哥本哈根協議》中，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或動員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。2024年舉辦的COP29達成的氣候融資目標為到2035年發達國家每年至少籌集3000億美元。2025年舉辦的COP30承諾到2035年實現3倍的適應融資，強調發達國家需要大力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等。不過，資金落地一直困難重重。”中國社會科学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迎接受本報采訪時說。
COP31有可能在氣候融資方面實現怎樣的突破？
“COP31氣候融資最可能的突破是‘管道疏通’而非‘水源補給’，核心機制是土耳其推動的‘氣候實施橋梁’，不設新基金，而是通過埃塞俄比亞、斐濟、印尼、巴基斯坦、烏兹別克斯坦等試點國，將國家氣候目標轉化為可融資項目，對接現有資金池。”華中科技大学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、經濟学院教授孙永平接受本報采訪時分析，“適應資金3倍目標或獲程序性共識，明確基線年份與階段性裏程碑，推動更多贈款而非貸款，但總額與責任分摊繼續模糊。此外，1000億美元歷史欠賬難獲直接補繳。成果或將限於機制啟動、規則程序性進展與政治重申，不附帶具約束力的補繳時间表。”
行動落實難
氣候融資難的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。
孙永平分析了氣候行動落實難的深層次原因：第一，自下而上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本身核心是談判機制和目標形成機制，缺乏約束機制，在行動落實方面的能力非常薄弱；第二，全球變亂交織，地缘政治局勢持續緊張，疊加經濟下行、能源危機、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、大國競爭加劇等挑戰，使行動落實面臨多重困境；第三，高碳鎖定的影響進一步突出。物理慣性鎖定排放下限，制度惰性削弱政策雄心，既得利益扭曲轉型路徑；第四，政治意願的周期性倒退與領導力不足，直接動搖了多邊機制的信任基础與可預期性。歐盟受能源與外交困境拖累，“綠色新政”推進受阻。一些主要經濟體領導力的收縮，使全球減排缺乏持續、穩定的政治驅動力。
“當前，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心已經從規則談判轉向行動落實。這一基調從貝倫大會(COP30)延續至安塔利亞大會(COP31)，核心訴求是把已作出的氣候承諾轉化為實際行動。而落實進程面臨的最大瓶颈，是全球範圍内政治互信不足、領導力缺失。”陳迎也指出，“一方面，美國持續衝擊全球氣候治理體系。特朗普政府已正式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帶來惡劣示範效應。疊加貿易摩擦、俄烏衝突、中東局勢動荡，地缘熱點持續消耗各國政治意願與資源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議題被不斷邊缘化。另一方面，歐盟的氣候領導力顯著弱化。俄烏衝突初期，歐盟曾借提出加快能源轉型、降低俄氣依賴，但轉型推進並不順利。歐盟能源價格高企激化内部矛盾，本土產業競爭力承壓，導致其碳邊境調節機制、工業加速器法案等相關政策重心轉向保護本土產業競爭力。”
《巴黎協定》仍具積極意義
2015年達成的《巴黎協定》提出，到本世紀末，應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之内，並為把升溫幅度控制在1.5攝氏度内而努力。但時隔11年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最新發布的《2026年排放差距報告》顯示，各國現行政策和減排承諾仍不足以實現《巴黎協定》提出的控溫目標。若延續當前政策，到本世紀末，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幅預計有66%的概率低於2.8攝氏度，此後仍將繼續上升。
“《巴黎協定》本身具備實際效果。如果沒有這份協定，全球氣候形勢會更加嚴峻。但現有行動力度尚不足以達成協定‘控溫2攝氏度以内、努力向1.5攝氏度靠攏’的長期目標。各方應珍惜這一多邊談判成果，持續履約。”陳迎提醒，“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近期兩份報告值得關注：一份是《排放差距報告》，指出當前各國行動力度仍有缺口，呼吁進一步強化減排；另一份為《限制氣候過衝》。當前，1.5攝氏度溫控紅線守住的難度顯著上升。受超強厄爾尼諾疊加長期變暖影響，今年或明年氣溫大概率再創新高。所谓‘限制氣候過衝’，指全球升溫暫時突破1.5攝氏度，再通過行動壓低溫升至1.5攝氏度以内。這已經成為當前科学界的重點研究方向。”
孙永平強調：“《巴黎協定》的積極意義其實已經顯現。《巴黎協定》把全球的升溫從4攝氏度軌道下降到2攝氏度軌道。而且，《巴黎協定》提供了全球共同的溫控基准、5年周期國家自主貢献(NDC)提交與全球盤點機制，使全球差距評估變成可能。另外，依托《巴黎協定》第六條的全球碳市場也從設計進入實操。而且，NDC正從單一的減排數字擴展為涵蓋適應、資金、技術、公正轉型的完整政策包。《巴黎協定》使各國的氣候政策開始嵌入各國經濟決策的主流框架。”
中國重承諾勇擔當
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《2026年排放差距報告》專門提到了中國工業脫碳實踐，肯定過去10年中國通過氣候、能源、產業政策協同發力，有效減緩了排放增長，為全球減排作出重要貢献。
全球頂尖科研期刊《科学》(Science)雜志公布的2025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評選結果中，“中國引領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”位列榜首。同期，《自然》(Nature)期刊亦將“中國引領可再生能源跨越式發展”選為2025年振奮人心的七大科学突破。
“中國能源轉型取得的成績，正獲得越來越多國際認可。在全球氣候治理中，中國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，團結發展中國家推進多種形式的合作，共建綠色‘一帶一路’。”陳迎說，“中國始終堅持多邊主義，是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確定性的積極力量。”
“中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治理倡議堅定維護多邊主義，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理念確定性；以碳達峰碳中和為引領，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，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制度確定性；以綠色生產力重塑全球減排的成本曲線，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技術確定性；以共同發展破解氣候治理的零和困局，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國際合作確定性。”孙永平說。
COP31中國代表團團長、生態環境部副部長李高表示，COP31大會期间，中國代表團將全面參與各議題的談判磋商，積極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聲，促進各方本着理性務實的態度增進理解、相向而行、凝聚共識，努力減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间的信任赤字、合作赤字、支持赤字，提振各方通過團結合作推進全球氣候治理的信心，為推動大會取得成功貢献中國方案、中國智慧、中國力量。(人民日報海外版 記者 張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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